李岩抠去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的几个短句，请朋友们填空。有人凭“背诵全文”的记忆默写，有人联系上下文推敲，答案各不相同。在他看来，这恰恰证明了文学的动人之处：面对同一情境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表达。
日前，他通过小红书账号“抒情的森林”发布的帖子，指出杨本芬作品部分段落与余华、王朔、霍达等作家的高度相似。2月25日，杨本芬通过社交平台向原作者和读者致歉，承认自己的作品中“袭用别人的语句”。
事情并未因道歉告一段落。有人对杨本芬的行为表示震惊，也有人揣度“鉴抄”者的动机，质疑“是否到了‘抄袭’的程度”，还有人追问，AI、查重软件普及的当下，为什么书籍出版前，编辑人员没有发现雷同之处？
对于一本文学类的书籍来说，有人视其为商品，也有人将其当作与灵魂交流的桥梁。但无论哪一种，都无法回避一个前提——读者在阅读原创故事的同时，更希望它来自于真诚的生命表达。
为什么要“鉴抄”？
“所有景语皆情语。”李岩觉得文学是剥离叙事之后升华的语言。他像往常一样，把帖子发到了社交平台，没想到因为杨本芬的回应再次引发大量关注。
“抒情的森林”发布的对比图。
“抒情的森林”发布的对比图。
“抒情的森林”发布的对比图。
李岩是“90后”，工作涉及行业分析研究。他并不是出版行业从业人员，“读书是我的爱好”。2024年下半年，李岩在为亲戚的孩子挑选读物时发现，畅销童书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中某些段落似曾相识。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是一部多达十八册的系列丛书，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比对核查，发现其中一册的创作内容本身的句式、用词搭配、细节描写、选用的意象等本应呈现千人千面的语素，竟与一位日本作家高度雷同。甚至，其中一些字句，仅仅作了一两个字的改动，就原原本本地挪用到了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一书中。而这个系列的丛书有十八本，不少书册都存在这样的情况，且几乎每本都有很高的销量。
一个成熟作家的独特性，正是通过其不可复制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得以确立。因此，任何对这种独特性表达的直接挪用，都可看作是对原作者的窃取行为。他感到，“这事值得说”。
他注册了小红书账号，起名“抒情的森林”，把相似度高的文字、段落标红，以对比图的形式指出不同作家作品中的“异曲同工”之处，即作家“基本照搬”前人作品语句的地方。
比对的工作量庞大。他选择自己读到的一些似曾相识的作品，再通过查重软件找到这本书与前人作品极为相似之处，再通过自己逐字逐句核实。一年多里，李岩找到了贾平凹、傅真、李碧华、吕峥、王火等作家作品中与前人作品的“异曲同工”之处。这些作家中不乏著作等身、广受好评的，也有并不为大众熟知的。截至目前，“抒情的森林”的账号也有了6.4万的粉丝。
李岩表示，此次发布关于杨本芬的帖子，也是因为之前在阅读时发现了在一些情景描写中有明显前人的“痕迹”。在李岩看来，“语言是一个作家的指纹。”对抄袭的界定并非基于法律条文中的量化标准，而是根植于一种更为根本的创作伦理。
他认为，“抄袭”是一种隐蔽的掠夺行为，抄袭者会小心翼翼地掩饰来源，试图将他人的思想成果据为己有。而“模仿”则完全不同，它如同书法爱好者临摹碑帖，是一种公开的、坦诚的学习过程，模仿者不会刻意隐藏自己的师承。
“不抄，是一个写作者的底线。”李岩说。
如何界定抄袭？
2020年，时年80岁的杨本芬出版了首部作品《秋园》，讲述母亲颠沛流离却又不向命运屈服的一生。该书问世后备受关注，被读者誉为“女版《活着》”，销量突破30万册，并先后获得谷雨文学奖等荣誉。杨本芬也被读者们称为“厨房作家”。此后，陆续出版《浮木》《我本芬芳》《豆子芝麻茶》。
2月26日，杨本芬公开回应抄袭争议，承认袭用他人语句违背写作伦理，并向相关作家及读者致歉。
杨本芬的回应。
“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，没有从事过任何与文学有关的工作，阅读是我学习写作的唯一途径。我读手边能找到的一切读物，像个小学生一样勤勉地抄写好词好句。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，一些词句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，写作时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，有时它们便会跳出来。有时候觉得别人的表达更妥帖，便也用到自己笔下。”“我的故事来自我的生活，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……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印迹。不完美，但它们是我的。”
杨本芬的摘抄本
李岩深挖过不少作家，而杨本芬是少数正面回应“鉴抄”帖子的作家。也有网友认为，杨本芬是一位年过花甲才开始写作的高龄“素人”作家，她的回应已算真诚，作为读者也能体谅。
读者缪宁读完《秋园》后，还买了一本赠予好友。抄袭事件进一步发酵，两人讨论起自己对这本书的感情，都认为“有点难过，有点可惜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么愤怒。”
风波后，缪宁曾想起自己初读《秋园》时，脑海闪过一个念头：如此细腻、流畅的文字，竟然来自于一位素人奶奶？看到杨本芬在社交平台对抄袭事件的自白，缪宁找到了答案。原来，这样的“摘抄”与模仿便是他们自学写作的方法，她很难评价这样的过程和结果。“他们就是没有受过非常专业的文学训练。”她解释道，“可能在素人作家的身上，他们对抄袭的认知不是特别的强烈。”
对此，有网友表达，抄袭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。对于这份自白，读者李绛却觉得致歉信的段落中有一种矫饰：通过强调自身素人作家、老年人的标签，促使读者“心软”。这让她怀疑致歉信出自专业的公关人士。
有读者表示，“抄袭”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个极其严重的指控。杨本芬等作家行为是否可以理解为借鉴和致敬？有读者举例，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中提到，“适当引用”指作者在一部作品中引用他人作品的片段。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两千五百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……他们觉得，杨本芬是否构成抄袭还有待讨论。
反对这个观点的也大有人在。有读者指出，从网络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规定看，具体描述语言上雷同超过25字，就有可能被标红显示，提醒读者这段话可能涉嫌了抄袭。“雷同总字数低于1000字的，判定为借鉴过度。超过1000字的，判定为抄袭。”网络文学尚且有如此严苛的规定，遑论由正规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。
然而，界定抄袭是件困难的事情。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律师李昀锴告诉记者，我国《著作权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“抄袭”设定统一的量化标准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法院普遍采用“接触 + 实质性相似”的原则进行个案审查。
“‘接触’是指被诉侵权人在创作前是否有合理机会接触到原作品。”李昀锴解释。判断的核心在于“实质性相似”。他强调，法院比较的并非作品的主题、创意或情感等思想层面，而是作者在具体表达中的取舍、选择、安排与设计。例如，文字本身的相似度、特殊细节是否雷同、是否存在相同的错误等，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。
李昀锴表示，文学作品的抄袭界定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公认难点。首先，思想与表达的界限极为模糊。法律只保护“表达”，不保护“思想”。例如，“时间循环”是一个可自由使用的故事框架，但用何种句式、比喻去描绘这一循环中的细节，则属于受保护的“表达”。高级的“洗稿”行为，往往通过替换同义词等方式，将具体表达抽象化。界定起来，极度依赖法官乃至文学网站审稿人的个人主观判断与文学素养。
其次，必须精准排除公有领域素材，考量作品的整体独立性。成语典故、日常修辞、特定题材下的惯常情境都属于公共财富，不能被垄断。审查时需剥离这些不受保护的内容，仅聚焦于独创性表达。如果一部作品仅有少量语句雷同，且其故事走向、情感内核均源于作者的独立创作，那么其中认定也存在很大的辩论空间。
另外，新型“洗稿”方式加大了认定难度。如今的侵权行为多表现为“融梗”——即抄袭核心人物关系与故事主线，仅更换背景、人名和字面表述。这种“换皮”式抄袭，在字面上毫无重合，却让读者产生“似曾相识”之感，法官、审稿人必须深入剖析作品的“内部骨架”才能作出判断，这对专业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。
图书出版查重能遏制抄袭吗？
还有网友质疑当下的图书出版流程和杨本芬身旁的团队，在书籍出版过程中，是否对书籍过度营销？机构编辑是否忽略了应尽的原创性审查职责？
缪宁从事文学相关学术研究。她提到，现在的出版机制中，为了能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销量，书籍的营销占比越来越大，且由出版方而非创作者决定，使得团队工作注意力聚焦于传播，而非文本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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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图书出版查重与学术论文查重存在本质区别，论文查重的逻辑不能简单套用于图书出版。出版行业从业人员付嘉豪表示，学术论文查重之所以可行，是因为国内学位论文高度集中于知网等少数数据库，形成了相对封闭且标准化的数据池。而图书领域则截然不同：国内已出版巨量图书，其版权分散于上千家出版社及民营图书公司手中，现有的图书出版查重工具无法覆盖海量、权属复杂的图书文本数据库。如果要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，不仅面临高企的版权采购成本，更在技术整合与数据授权上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。出版行业在原创性审核上所依赖的，更多是编辑的专业素养、经验判断与有限工具辅助相结合的复杂流程，而非“万能查重系统”。
进一步而言，图书出版分为多种著作方式，包括“著”“编”“主编”和“译”等。付嘉豪介绍，对于《秋园》一书，书籍标注为“杨本芬著”，即代表是其原创性文字。在出版“著”类型的书籍时，出版方会要求作者在合同内作出原创的声明与保证，也就相当“文责自负”。
一位自述参与了《秋园》《我本芬芳》等书籍编辑的工作人员通过豆瓣网发帖表示，看到帖子后查阅了当年收到的原稿，李岩指出的抄袭词句都在其中。
她告诉记者，出版行业中遵守“文责自负”。出于对作者的信任，编辑团队不会第一时间去“查重”。她也自省，编辑需要回到语言本身去观察一个文本，语素、文体是否属于这个作者，需要及时发现书稿的问题。
读者在期待怎样的书？
打动读者李绛的，是《秋园》一书的主人公秋园像是“水中的浮木”，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。书籍记录下了杨本芬与母亲的故事，也让李绛在阅读时向内审视起自己与母亲的关系。
这份感触，也让《秋园》成了她们母女之间的纽带之一。2022年，还是高中生的李绛将《秋园》作为母亲节礼物，赠予母亲。她在朋友圈写下：“愿所有母亲和女儿享受亲情的亲密，也享受独立的自由。”后来，不善言辞的母亲和李绛也分享起阅读的感受，表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一位出生于抗战时期、历经跌宕的女性。
李绛认为，“不得抄袭是原则性的。如果知道它不真实，那就无法产生真实的感受。”
杨本芬笔下真挚的文字，是读者们不约而同被打动的原因。2022年，缪宁在一个平淡的下午翻开《秋园》，一口气读完了。缪宁形容，自己当时也正处于“漂浮”的生活状态：“很多东西都不确定，也看不到什么生活的希望。”书中人物秋园的坚韧，给予她重新打扫生活的力量。
阅读的过程中，缪宁感受到作者已然“按捺不住”的表达欲望。几年过去，她早已不记得小说的具体细节，留在她脑海里的，是文字背后，那股来自一种真实生命体验的写作冲动。
“人类永远渴望过一种精神生活，仍然渴望故事。”李岩说。
谈及对未来的期待，李岩希望看到的是，作家写好自己的书，图书编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读者认真看书，给出自己的评价。作为消费者也好，文学爱好者也好，读者阅读原创故事的同时，更希望它来自于真诚的生命表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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